浅议《安多》中的性与“不发达”

Theuerdank

此文为我正在翻译的一本拉丁美洲相关书籍随笔，同时也给我那篇进度慢得有点可悲的文章做个笔记

《安多》开始于一个阴暗的角落：伎/院；随后，为了呼应这一背景，卡西安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暗示：他失踪多年的妹妹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以及其它任何类似这样的地方）沦为娼/伎。

暴政，被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践踏似乎是个永恒的主题，在这里依然不能幸免；但除了一贯的“反抗”主题之外，在此我想阐述另一种对立，即“发达”（或“发展”）与“不发达”的对立，它们不仅存在于时间与空间范畴，还存在于个人和集体之中。

在《安多》第一集最初的几个镜头中，尽管莫拉纳一号上高耸的建筑和灯光不像科洛桑或是现实中的超级城市那样灯火通明，但它依然是一个颇具规模，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或是别的任何东西，此处为了方便和文学传统作类比，我选择使用这个词）；当场景一转，镜头却来到了一个昏暗、到处都是突出的建筑结构的小巷里，滴水声和阴沉的气氛给它带上了一层破败的滤镜，而当卡西安走进伎/院时，这一转变展现了其真正的意义：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流行的贫民窟小说一般，极端的环境往往伴随着性逾越的危险——女性被侵犯，甚至被男人和环境腐化，沦为娼/伎；就像暴政总是被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践踏一样，伎/院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文学主题，它和孕育它的破败小巷，作为城市中隐没的角落格格不入，是一个与“发展”起来的城市对立的“不发达”的空间，意味着“不平衡的发展”已经发生。

遵循以娼/伎和女性的堕落来表现城市的退化的叙事传统，不难看出它在时间上的矛盾。一方面，“不平衡”并不只是空间上的，“发展”，作为一个用来描述衡量的时间内发生的任何普遍积极变化的词汇，它注定是线性的，就像帕尔帕廷在科洛桑的著名演讲以及帝国所宣传的那样，它也是一个对未来的承诺，意味着在时间上，它和它的结果都是属于时间线“前方”的，而那些“不发达”的地区，自然而然地被抛弃在了后面，对于那些“现代化的承诺”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而言，它们是“落后”的，是“与时间脱节”的。另一方面，贫民窟并不是打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正如同娼/伎并非女性必然的结局一般，恰恰相反，它们是线性“发展”的产物：不公平的境遇，或是有意为之的“局部性”暴政，让贫民窟被“发展”起来的其它地区所抛弃，沦落为贫民窟；同时也像文学主题的惯例一样，它们践踏女性的身份和权力，使她们沦为娼/伎。

在这里，卡西安前往莫拉纳一号寻找妹妹的桥段，用伎/院和沦为娼/伎暗示介绍了一个“不平衡的发展”已经发生、“暴政”正在发生的“不发达”境遇，并且伎/院和沦为娼/伎本身也给人带来恐惧、厌恶、同情、担忧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同时又有一种色/情化的暗示，一种欲望的隐晦表达——用《美国大城市的神秘与苦难》（Mysteries and Miseries of America’s Great Cities）话来说，贫民窟，是一个以女性美德的耻辱而著称的地方。



另一个“性”，或者说“色/情”的表达，则来自卡西安自己，相比上文，这里尽量用轻松一点的语言。

“你有多少个红颜知己”显然是一句令人捧腹的台词，而后在尼亚莫斯的场景则给拈花惹草的人设打上了烙印。当然，这一段的重点不是讨论卡西安混乱的私生活（虽然这一点将在下文继续发挥作用），而是卡西安的塑造所遵循的叙事传统，即（英美流行文化作品中）对拉丁美洲革命者的“色/情化”凝视。

我们先从最初的形象开始：不修边幅、下巴上的大胡子，恣意的口音，以及演员Diego自己作为墨西哥人所拥有的一系列“拉丁情人”特征；也许还有他的眼睛。遵循这一几乎是刻板印象的叙事传统，能够在许多拉丁美洲的革命者身上找到类似的表述，例如电影《维拉将军的一生》（The Life of General Villa）的导演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评价墨西哥革命者潘乔·维拉（Pancho Villa）是一个典型的墨西哥“强盗”：大胡子、“印第安人”肤色和“狂野”的眼睛，眼里往往有无法抑制的情绪（通常是愤怒）。而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68年于哈瓦那会见了卡斯特罗后，他也在回忆录里写道：“你能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他的决心、他的意志，你能感觉到他的能量……是的，这是真的，他确实有一双富有同情心的眼睛。”
（一个有趣的事实，1914年的《维拉将军的一生》中，维拉选择掀起革命的契机，是因为他的妹妹被墨西哥军官玷污后死去了，这和《安多》的开场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拉丁美洲革命的不同观察者的目光都指向男性革命者，他在力量、姿态和同情心的结合中体现了革命的承诺。南方不发达的政治在这里被赋予了性吸引力和先于政治的含义——也就是说，它们源于一种直觉的、出自身体的“激忄青”，这种“激忄青”推动了这些叛乱并激发了他们的支持者。在这种对革命者本人的“凝视”下，革命，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充满激忄青的行为和“不发达”的政治的产物，他们的行为是冲动、不受约束的，往往出于简单而非政治化的目的参与或发动一场革命，他们的革命是血液中孕育的动荡和不耐烦的倾向。
（这其实是我之前那篇随笔写过的，关于“理性”与“冲动”的简论，可见【安多】革命的面孔）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革命者的政治激进欲望也总是被表现为不受约束的性行为——就像卡西安混乱的私生活（题外话：实际上在英美电影中，这样的“欲望”桥段其实还有片外之音，即英美“发达”政治下的中产阶级对“激忄青”政治的渴望，然而，《安多》中剔除了这些来自“他者”的评判，所以此处不表），例如1972年的《世仇》（Vendetta），电影中泰利·萨瓦拉斯（Telly Savalas）扮演的潘乔·维拉用肉体上的不正当行为来展现他的革命思想；这种情欲和政治诉求荒谬的结合与个人“激忄青”的凝视相吻合，不受约束的性行为，意味着革命者的“原始”心理——大卫·恩格（David Eng）在其对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中，将“不正当的性倾向”解读为“原始性心理超越其他所有显著特征的标志”——而这种不受控制的冲动，恰恰是“不发达”政治及其诉求的体现。

Theuerdank

关于娼/伎和“发展”的悖论，这里再提供一个例子，小说《扶桑》，以十九世纪美国淘金热的背景，主角扶桑为了到海外找丈夫而从广东被拐到美国当伎女。
里面有个参与过对她的轮/奸但后来迷恋上她（或者说是在某种东方主义的凝视下被她吸引）的美国人，看到她卖身时穿红色衣服就很喜欢，但在医院看她穿白色的麻布衣服就索然无味（欲望的隐喻和色/情化的表达）；以及拐他的那个人贩就是她丈夫（订了婚但没见面），人贩一边卖女人一边想着自己故乡还有个未谋面的妻子等着，对扶桑算是比较偏爱不过主要是对（想象中的）妻子和故乡的移情，但又跟她说假如你是我的妻子我就会把你杀了。
当时美国的华人伎/女很多跟排华法案有关，务工的华人不准带家属到美国，但又要解决生理问题。所以伎/院就开在唐人街，开在各种修铁路的沿线。在这里，伎/院，倒不如说是国家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兼有外来者身份的娼/伎不是堕落的隐喻而是边缘弱势群体的隐喻——它们是紧跟“发展”的产物。

Theuerd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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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我都没用过逼站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