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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人性与人的机器性

2020-1-6 21:48| 发布者: 星球大战论坛| 查看: 923| 评论: 0|原作者: freelee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的“白兵”,是欧美流行文化史上非常强势的形象。但是对于不熟悉《星球大战》故事的国内人士来说,不少人第一次看到“白兵”时,往往会误以其为“机器人”。
  产生误解的原因很简单。 “白兵”全身上下被裹得严严实实,没有暴露出皮肤、五官、毛发等人类身体特征;他们使用的盔甲线条硬朗,充满所谓的“科技感”;他们的头盔的发声部件有变声的功能,“白兵”说话时发声器产生作用,将人类说话的腔调调整为一种电子声音;再加上把这样的人物形象放置于银河大战的场景下,自然容易令人联想到“机器人”这一种科幻文化中的经典元素。


(C-3PO、R2-D2遇上帝国冲锋队)

  然而,尽管“白兵”本身是人类(在电影之外的其他媒介《星球大战》故事中、尤其是被称为“传说”的《星球大战》旧正史中,某些人形智慧生物也会加入“白兵”行列),但是“白兵”形象的一大特征是“绝对服从”,这使得他们在思想上更接近于没有自主思考的“机器”。相反,《星球大战》宇宙中的机器人拥有各种七情六欲、悲欢离合,人性的一面非常鲜明,与现实中机器人被定位为纯粹的人类工具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种奇妙的反差,源于《星球大战》故事本身的文艺旨趣。《星球大战》与很多科幻作品不同,它无意探讨技术发展与传统伦理的冲突。看似广阔的银河系,其实只是一个便于容纳更多视觉奇观的舞台,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的选择,才是《星球大战》关注的重点。一言以蔽之,《星球大战》是关于“人性”的故事。

妖精有了人性叫“人妖”,机器有了人性叫“机器人”

  除了其机体由电路和零件组成之外,《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几乎与寻常人类无异,喜、怒、哀、乐、疑、惧、惊、叹等情绪和心理应有尽有。以《星球大战》中最著名的机器人形象C-3PO和R2-D2为例,前者是拥有700多万种沟通方式的礼仪机器人,整天臭美显摆,但遇到困难马上大惊失色;R2-D2是宇航技工机器人,只会发出“嘟嘟”之类的声音,不能讲人类的语言,然而忠诚可靠、顽强勇敢,还擅长随机应变。
  在文艺作品中,塑造一对“嘴皮子”和“实干家”角色是常见的手法。对立鲜明的角色性格,有助于形成一种互相衬托作用。中国的孙悟空和猪八戒,国外的三只小猪,都是运用该手法的著名例子。《星球大战》之父乔治·卢卡斯把这种模式安放到两台机器人之上,让他们最终成为了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机器人搭档。


(一对《星球大战》机器人活宝)

  现实中机器人却并非这一样子。它被定位为一种能执行复杂任务的服务型工具,人类的情感完全是多余的附属品。2013年,国家航天局把一台名为“玉兔号”的月球车送上月球,执行科学考察任务。航天局赋予玉兔号拟人化的形象,通过自述的口吻来介绍其科研过程。这导致最后玉兔号停止执行任务进入永久休眠状态后,不少太空迷竟然感到挚友离世般的忧伤。但玉兔号本质上只是一台高度智能的机器,并不具备任何人类情感。它在完成任务后被航天局关闭,跟普通老百姓家电寿命到期后当废品处理没有任何区别。家电没有为被主人“抛弃”而哀伤,玉兔号也不会因为失落太空而自怨自艾。
  早期电影史的机器人,保留着与现实类似的“工具性”。《大都会》中的女性形象机器人玛利亚被视为影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而她只是阴谋家挑拨暴动的工具。有一部比《大都会》更早的意大利电影叫《机械人》(L'uomo meccanico,英文名“The Mechanical Man”),当中的机器人拥有强大的速度和装备,被坏人得到后成为犯罪工具,但好人后来发明了同样的机器人与其战斗。在这部作品中,机器人的行为完全是由其主人来控制,其主观上不具备任何善恶之类的概念。
  后期的科幻作品之所以开始创造“有性格”的机器人形象,是因为“人工智能”概念的兴起。现实中的机器人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肯定要求机器人能以更高效率解决问题。这就意味着机器人不一定只通过接受人类的即时命令来运行,而是可以基于一套提前指定的规则,自行执行任务或解决问题。人类因此开发具备一定主动性的机器人,为机器赋予“智能”。一定的智力是高级生命的标志之一,那么如果人工产品拥有了“智力”,它是不是还可能拥有高级生命的另一项特征——“情感”?
  创作者们抓着这个要点借题发挥,演绎出不少经典的机器人故事母题。影响力比较大的一种是:机器人会不会“自我意识”觉醒继而背叛人类?阿西莫夫发明了“机器人三定律”,试图基于逻辑学来分析机器人的可能行为。读者们最终将发现无论定律看似多严谨,总有极端情况会造成机器人的异常行为,使它们成为主观作恶者。《异形》系列作品中的机器人大卫是导致异形肆虐的罪魁祸首,可谓机器人坏蛋的典型。电影《终结者》系列、《黑客帝国》系列更是让机器人/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而丹·西蒙斯在小说《海伯利安》系列中创造了一个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主权的宇宙社会。这些故事中,机器人的情感指向于“求生”这两个字。当机器人被定义为人类工具时,它一旦丧失工具功能就会被抛弃,进入“死亡”的不归路。因此机器人保存自己的方式,是推翻人类当主人。


(《终结者》的T-800机器人,先后扮演过“忠”和“奸”角色)

  另一种母题主要描述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认同问题:机器人如何理解人的情感、是否追求在其个体身上展示“人性”。经典漫画《铁臂阿童木》中,阿童木与养父感情深厚,日后更成为了捍卫人类安全的斗士;《机器管家》和《人工智能》两部代表性电影,前者的主角被加入思想模块后开始品尝到人生百味,后者的主角则拥有深沉的母爱渴望。这几个例子都表现了机器人对“成年人”的追求,探讨了机器人的身份定位。该母题还不时跟“背叛”母题结合,例如《异形》宇宙中的机器人存在性欲,而小说《机器人会梦见仿生羊吗?》与其电影版《银翼杀手》中的人造人,则在寻求其“人”的身份的认同的过程中干出了损害人类利益的行为。
  《星球大战》的机器人故事则与以上两大母题基本无关。《星球大战》电影几乎从来不考虑“技术伦理”或“技术恐慌”的问题,没有“机器人起义”,也没有“机器人找妈妈”。机器人角色的作用在于为故事增加更多的有趣内容乃至关键推情节。它们首先被赋予强大的、专业的功能,相比于智慧生物角色来说存在不可替代性。例如R2的入侵系统能力和3PO的翻译能力,都曾帮助主角们脱离险境。更值得关注的是《星球大战》机器人的拟人化情感。它们的情感表现不是简单的“欢喜”或“忧伤”,而是会根据实际情况产生种种不同的需要,并根据该需要满足与否而表现出不同的情绪。
  3PO是非常突出的例子。它具有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高级的“自我实现”需要,经常标榜自己精通700万种方式,同时通过贬低老友R2来抬高自己。另外它也有很实际的基础需要,例如流浪于塔图因时抱怨自己“进了沙子”。“爱”同样是3PO的一种能力,它虽然整天嘲讽R2,但当R2出征死星之战时,3PO表达出对同伴的珍惜,甚至提出要捐献零件(相当于人类的捐献器官)。最类人的一面在于,3PO居然存在一些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这体现在它的一句口头禅“感谢制造者!”(Thank the Maker!)之上——这不正是我们常见的“谢天谢地”、“感谢上帝”等感叹的变异形式?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星球大战》机器人因为形象丰富,产生了正派反派之分。《终结者》系列中也有区分正派和反派机器人,但它们都是根据指令(人类的或天网的)来行事。而《星球大战》机器人却有一定的能动性。动画片《义军崛起》中,帝国的分析机器人AP-5因为不满帝国军人对自己的歧视,愤然加盟了义军,自行完成从“奸”到“忠”的转变。而《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中,出现了两台担任赏金猎人的机器人——4-LOM和IG-88。所谓“人为财死”,银河智慧生命为了金钱而铤而走险很好理解,但机器人主动追求收入,可是挺难得的场景。说到赏金猎人,漫画《达斯·维德》和《阿芙拉博士》中有一对模仿3PO和R2来设计的机器人组合——0-0-0和BT-1。这两个家伙是杀人不眨眼的邪恶机器人,把折磨、虐待和谋杀视为乐趣,甚至在主人阿芙拉面前直言不讳有一天要杀死她。从过往数之不尽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松找出上述这些机器人的形象来源——回头浪子、职业杀手、变态杀人狂。它们的善恶取向、行为举止也许与程序设定有关,但它们本身存在着与有机生命相仿的自我决策机制。


(邪恶机器人0-0-0和BT-1)

  《星球大战》机器人以机器的身躯,执行智慧生命的行为,因此它们的形象事实上是彻头彻尾的“人”的形象。这一批“有人性的机器人”,成为组成银河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篇讲述IG-88生平的旧正史小说,标题是笛卡尔一句经典名言的后半部分——“故我在”。“我思故我在”,这句话也代表了《星球大战》对机器人角色的定位:既然机器人具有思考能力,它就是一种智慧生命般的存在,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讨论它们究竟可不可以被称为“人”呢?

白马非马,“白兵”不是人

  与机器人的人性形成鲜明对照,“白兵”是一群“没有人性的人”。
  “白兵”这个非正式称谓,来自于他们抢眼的白色盔甲。《星球大战》电影迄今共创作了三种“白兵”:在最早期的正传三部曲中是帝国冲锋队,世纪之交的前传三部曲中变成克隆人士兵,而2015年起上映的新传三部曲则推出了第一秩序冲锋队。三代“白兵”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一批按照“绝对服从”的目的来打造的军队。
  从官方设定来看,最早被创作出来的帝国冲锋队,其服从力最弱。他们的受训过程没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军校培养的成果。他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态度,跟现实中军人的必备素质一致。克隆人士兵却是采用克隆技术批量制造的产品,体内被植入了完全听命于指挥官的程序。第一秩序冲锋队又有别的培养路径,其成员是从小被拐走的孩子,因从小接受洗脑教育而形成对第一秩序的彻底忠诚。不管是编程还是洗脑,后两者的服从可靠性似乎比前者高得多。


(左起:第一秩序冲锋队、克隆人、帝国冲锋队)

  但从影视作品的表现来看,“白兵”的服从性按创作年代递减。帝国冲锋队在暴戾的达斯·维德的指挥下奉令唯谨,连平民都狠心射杀(《星球大战4:新的希望》中的欧文、贝露夫妇)。电影《星球大战3:西斯复仇》中,秘密植入于克隆人士兵体内的“66号令”被激活,克隆人把枪头调转,指向了朝夕相对、共同战斗的绝地。这两批白兵服从命令的表现合格。而《克隆人战争》3D动画里,一度出现了士兵反抗指挥官错误指挥的事件。到了《义军崛起》,几位《克隆人战争》的重要克隆人角色被证实拒绝执行“66号令”。换言之两部重要动画片中的克隆人都曾有违抗军令之举,证明“编程”并不完全可靠。“洗脑”也不是好办法,因为电影《星球大战7:原力觉醒》干脆把一位叛逃的第一秩序冲锋队士兵芬恩树立为主角。
  《星球大战》影视作品循序渐进地刻画了“失去‘人性’的‘白兵’如何‘找回’人性”。要把这一主题说通透,势必要给“白兵”角色更多的戏份。所以当最初“白兵”只是一种用来渲染反派邪恶面目的角色时,他们需要被彻底地抹杀其个性,以表现出“白兵”的罪行是普遍的、帝国的统治工具是高效的。到故事进入“找回人性”阶段时,重心转移到个体与集权的对立,“白兵”的个性开始有必要体现。从动画片中的克隆人性格各异,到《原力觉醒》里芬恩成为主角,“白兵”角色越重要,其寻回人性的主题就越有抒发空间。
  因此,当我们谈论人性冲破外界桎梏时,芬恩的故事将颇具看点。即使《原力觉醒》并未充分交代芬恩突然变节的前因后果,但仍然制造了一场焦点冲突,让芬恩得到一个重新审视自己新旧身份的机会。这场遭遇战中,芬恩昔日的冲锋队同僚痛斥他是“叛徒”,并对他大打出手。期间,芬恩首先干净利落地用光剑杀死一名冲锋队,然后遭遇编号为FN-2199的冲锋队士兵高喊“叛徒”来叫阵。芬恩在格斗中完全出于下风,最终躺在地上失去还手之力。FN-2199准备下杀手,幸好友军及时赶到,击杀FN-2199。这段略为跌宕的格斗过程,也许正是芬恩心路的反映。他叛逃的决心,跟其刺杀冲锋队的决心一样果断。但他以昔日第一秩序成员的身份与抵抗组织混到一起,难免感到茫然。他本来并无加入抵抗组织的打算,只知道逃得越远越好,现在却陷入了两个组织的血斗之中。这令他出现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正如他在对战FN-2199时一样手足无措。要跨个这一道坎,芬恩需要外界的支持,不管是该场景下汉·索洛的救命一枪,还是整个心路历程中蕾伊、波·达默龙乃至BB-8对他的信任。
  最新上映的《星球大战9:天行者崛起》中,出现了更多与芬恩相似的角色。芬恩在冒险路上遇到一位新的好友——詹娜。她竟然与整个连的同袍一起违抗第一秩序的军令,悉数退出第一秩序。而芬恩更加成为《星球大战》史上最有戏的“白兵”。在《原力觉醒》中,不仅仅是蕾伊觉醒了与原力的联系,芬恩也从被集权控制的噩梦中觉醒。而到了《天行者崛起》,若隐若现的笔墨暗示他是一名原力敏感者。


(《天行者崛起》中,芬恩认识了新的逃兵同伴——詹娜)

  从无情走向有情,“白兵”的形象塑造始终服务于《星球大战》所关注的“人性”主题。在前传和正传六部电影中,主要体现人性争鸣的是绝地与西斯的理念。绝地要求其成员克制天性,不允许他们拥有具体的情感依托(人或物),通过类似时下流行的“断舍离”方式来使自己内心强大。西斯则主张其信徒放纵情感,尤其是从负面情感中索取力量。前传和正传的主角——阿纳金·天行者、卢克·天行者两父子——分别成为两派思想的代言人,所以《星球大战》前六部曲的故事,重在讲述主角为何作出最终的选择、这些选择为他们带来哪些悲喜各异的结局。在紧凑的故事节奏中,“白兵”只能成为陪衬的绿叶,无暇发展自己的形象。
  但六部电影通过正反两个例子,已经把绝地、西斯理念的冲突基本说透。新作品依然把原力光明面与黑暗面的斗争作为主线,但也需要从更开阔的角度和视野,来对人性的一些其他特点进行审视。“人性解放”正是其中一个好话题,而向来绝对服从的“白兵”,成为最合适的解放对象。
  为了更强有力地反映人性的光辉,解放“白兵”的难度必须加大。像克隆人这种从生产源头被杜绝了个人情感存在的生命体,最终却自行演化出个性,方为一曲宏大的“人性颂歌”。而洗脑向来被一些“反乌托邦”主题的作品描述为强大的统治工具。不管是《1984》的极权洗脑、《美丽新世界》的行乐洗脑还是电视剧《黑镜》的虚拟网络洗脑,总之这种思想控制手段简直无往而不利。有了这些老作品的铺垫,芬恩的觉醒显得更加难得,“性本善”获胜的快感也更加充盈。
  “白兵”形象的这种演绎变化,某程度上创造了《星球大战》版本的“机器人成年人”故事。早期的帝国冲锋队比机器人更加机器,只会盲目执行上级的命令。众所周知,冲锋队形象的一大部分灵感来源于二战时期的纳粹冲锋队,而帕尔帕廷掌管的帝国的宣传手段,与现实中的第三帝国也非常相似。基于这些历史元素,“白兵”从一开始就被塑造为一堆任由权力操纵的木偶,跟早期科幻作品中被视为效率工具的机器人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后来,科幻文艺的发展带动机器人开始向人类叫板,《星球大战》作品也逐渐推出关于“白兵”自我反思的故事。


(达文·费尔思,首位反思其行为的《星球大战》电影白兵角色)

  1995年的短篇小说集《莫斯艾斯利小酒馆的故事》(Tales from the Mos Eisley Cantina)中,记录了一位帝国冲锋队员达文·费尔思(Davin Felth)的神奇经历。他发现了AT-AT的弱点,找到了3PO和R2逃跑的救生舱,调查了莫斯艾斯利酒馆中的断手事件,参与了机库中对索洛、卢克等人的追捕。期间他对帝国的官僚主义和残暴政策产生反感,最终放冷枪杀死了自己的长官,同时以潜伏在帝国内部的方式帮助义军。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主角在电影《新的希望》中是一个龙套角色,这意味着他是《星球大战》电影中第一位彻底反思其立场的“白兵”(不过这个故事如今已经不属于《星球大战》正史)。有了达文牵头,《星球大战》小说和漫画中相继诞生了一批形象更丰满的“白兵”,例如小说《共和国突击队》系列的“奥米加小队”、漫画《传承》中的“小丑班”。继而随着《克隆人战争》动画推出,《星球大战》影视作品也开始积极刻画“白兵”的各种性情面貌,“白兵”逐渐告别千人一面。

结语

  “机器是人人非人”,这七个字大概可以综合总结《星球大战》机器人与“白兵”相对应的特色。有些科幻迷认为《星球大战》虽然有科幻元素,但本质上对科技力量毫无反思,也没有根据现实科学去合理想象一个科技昌明的新世界,因此根本不配被称为科幻,只能唤作“太空歌剧”。机器人太像人就是《星球大战》在科学的层面上不严谨、欠思考的明证。
  确实,《星球大战》由始至终都不曾打算深入涉足科技方面的问题。乔治·卢卡斯创造了一个宏大的银河社会,其他创作者跟进为这个社会添加血肉,造就一浪接一浪的奇观——这是《星球大战》最基础的魅力。与此同时,“政治”与“人性”是《星球大战》在深度人文思考方面所涉及的两大主题。共和国的民主讨论体制和帝国的执行效率体制孰优孰劣?控制欲望和激发欲望哪一种能带来更大的成功?“白兵”的恶是体制问题还是人性问题?……这些严肃的思考被包装在峰回路转的故事、个性鲜明的人物之下,令我们娱乐头脑、放飞想象之余也可延展深思。有了这些,《星球大战》是不是“科幻”又有何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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